“那么他们都是谁呢？”
  张招娣在不安中度过了整个下午，傍晚时昏黄的光线从窗户缝挤进厨房，发冷的大理石台面、洗得干干净净的一摞摞的碗碟和她还泡在水池里粗大变形的手指都被金光一寸寸地占据，从而显出柔软的质地来，是啊，柔软地温馨地，这似乎是一个家的构成要素，但她想到的只有手指粗糙皮肤下一团团绵密的痒意，还没有到冬天她的冻疮似乎就要发作了，她干过许多年的保姆了，起初是钟点工，后来因为老实肯干被介绍去给中产阶级的先生太太当佣人，所以能到顾总家里干活她是很感激的，这对她的工作而言也算升迁，“总比在家强点”，她想，她在雇主家当佣人时得干活，回家时作为丈夫的妻子也得干活，她有时会混淆这两种身份，“是我太蠢了”，每当这时候她总这样想；手似乎更痒了，她忍不住去想冻疮，想起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妈妈训练着干活，在四岁的一个冬天她第一次把手侵入水中按照妈妈的指令洗碗，最后得到她的怒斥“连这点小事也干不好！真搞不懂我怎么生了你！”，她也搞不懂，“是我太蠢了”，她这样想着，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努力听懂她的指令企图将这个痛苦的问题揭过；冻疮蠢蠢欲动，似乎下一秒就要长出来了，她又想到那些干活的冬天，那水可真冷，像无形中有锤子把水做的钉子钉进她的血肉，但这也好过妈妈的拷问，“天啊！不要再问了！”，她是这么地愚蠢，只能用沉默地干活来躲避拷问，她在父母的家中干活，结了婚继续在自己的家中干活……
  她还记得第一次当钟点工在雇主家洗碗时为笼头流出的热水而欣喜，但是冻疮的痕迹还在，它们会在每一个冬天继续生长。
  她的思绪飘得太远了，这种时候她总感到无助，像是失去了拐杖的盲人，这是因为她从没有独自去过太远的地方，她的父亲总念叨着外面的可怕之处，仿佛到处蛰伏着野兽专门吞噬她这样独身的女人，“别以为翅膀硬了就能飞！外头的骗子和人贩子最喜欢你这样刚出社会的女孩！”，他一边喝酒一边用发红的浑浊的眼睛盯着她，她有时会觉得她父亲看自己的眼神才像野兽会有的眼睛，但她有时也会沉迷于在那野兽的眼睛中探寻任何一丝丝的关心，“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他们都这么说，她相信自己的父亲应该也是爱自己的，他的话是对的，爱自己的人为什么要欺骗自己呢？虽然她总在“爱”的前面慎重地加上“应该”。
  等她结了婚，她更走不远了，她的丈夫总说“我需要你”，他说这话时的神情总让她想起那些太太拍着她的手背笑着打趣：“你太能干了，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生了孩子，丈夫就抱着女儿说“看，我们都需要你”……
  她走不远了……但她并不生气，有时候在擦完橱柜上最后一点灰尘时她甚至会叹一口气，要是没人需要自己，她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黄昏总是太短暂，等她回过神，天已经黑了，她摸黑去开灯，她在这间厨房干了太久，久到足以在黑暗中灵巧地避开所有的障碍物摁下开关。
  她接着干活，把碗碟整齐地码在橱柜里，煮饭洗菜切菜炒菜，一切都这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她还是不安。
  直到外头响起脚步声，又响起各种细碎的交谈声，她意识到了什么，赶忙从厨房探出脑袋张望，看到宴澜站在顾黎和齐游中间时她才松了口气，不过一瞬却又被更大的不安笼罩着，所有的怀疑都积聚于胸口迫使她必须问出来。
  宴澜还是下午离开时的样子，只是脸上再没有那种惶恐瑟缩的的神情，尽管狼狈却悠然自得，看见张招娣后与那两人耳语了几句便主动走进了厨房。
  话到了嘴边，张招娣却不知该怎么说出口了，苦恼地一下下地按压着手指上暗红的疤痕，语无伦次地问她和顾先生到底怎么了，她有没有受伤，有没有被人欺负，最后嗫嚅着问她和顾总的弟弟另一位顾先生怎么了，她那天晚上好像看到了他们……
  张招娣的羞耻心使她说不出那种话，她甚至不敢正眼看宴澜，只用余光偷瞄她，看到她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双眸定定地注视自己时，张招娣忽然对自己那惯性产生的羞耻心很不解，她那种怡然自信的眼神仿佛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张招娣把那不安酝酿下的果实摘给她看。
  说完最后一句话，她深深地舒了口气，却又很不好意思，她很少说这样长的话，也很少这样表露心声，她只有两种形象，她要么是因年岁增长而格外粗鲁俗气的大妈，用彪悍粗鄙的姿态语词维护所剩不多的尊严，要么是沉默老实的佣人，尽职尽责地服侍着所有人，偶尔在男人高谈阔论时唯唯诺诺的附和几声。
  “我说得话很蠢吧？”她垂下头，盯着变形的手指关节，“他们都说我很蠢的……我不该说这些的……”
  “那么他们都是谁呢？”宴澜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问她。
  张招娣不解地看她，头顶的灯在她衰老的眼睛上蒙上一层阴影，“他们？他们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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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五十猪猪了捏，晚点加更！